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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北京职业试药人生存状况调查护肤DIY
2022-09-30

副标题#e#

这是一个像矿工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。

他们常年奔波于一些医院的实验室,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,口服、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药物。

他们是职业试药人。

据专业人士介绍,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,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、毒性实验等环节,疗效和安全性已达90%以上,因此,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。

但在医生和监管者看来,将试药当成职业却是不可取的,他们担心各种药物作用会累积,“到一定年限,容易爆发。”

对于职业试药人而言,他们在为新药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,也面临着来自体内的恐惧。

在北京,有这样一群人,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,他们常年口服、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,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。他们是职业试药人。

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,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,有人说有数千,有人说上万。其中,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。目前,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。

张可掀起衣袖,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。不知道的,还以为他在吸毒。其实,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。

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,张可在轻轻地发抖。“身体检查不出问题,就是虚。”

张可今年19岁,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。

据统计,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,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。之后,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。行内人称,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。

张可自嘲道,他也是一只“小白鼠”。他之所以愿意做,是因为每试一次药,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。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。

假学生参加试药

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,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,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。

9月12日上午7时,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,张可笑着对同伴说,“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。”

任欣听到张可的话,扭过头,“你还真别说,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,老婆很生气。”任欣是河南人,30来岁,自幼习武,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。

过了8点,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。院方只想要大学生,任欣面相较老,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。

在一名女医生面前,放着一大摞《知情通知书》。获得体检资格的人,大多看都不看,直接在《知情通知书》上签名。

试药者必须签署《知情通知书》,其出自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。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,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,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。

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《知情通知书》有什么作用,每次几乎都不看,他说,“想做试药的人很多,你不做,马上有人顶。”

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,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,也有人说有上万人。

“你抽烟吗?”医生问张可。

“不吸。”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,他的右手手指发黄。

“喝酒吗?”

“不喝,一点都不喝……”

事实上,张可好烟酒,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。特别是在网吧,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。上完网,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,再蒙头大睡。

“你们不要隐瞒,要对自己负责。”医生边说话,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。

事实上,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,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,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,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。用假身份证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,在行内已不是秘密。

量完血压后,张可去做心电图。等了十来分钟,快轮到他时,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。

“借光,借光,这人情况比较紧急。”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。

“他也是试药的,抗抑郁症的,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,需要观察。”医生说。

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,说不出话。

#p#副标题#e#“带头大哥”控制北京试药信息?

据说,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,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,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。

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,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,他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。

两年前,张可从高一退学,带了一万多元,离开浙江桐庐来到北京,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。不到半个月,公司关张。迷惘中,张可迷上了网吧。期间,一名网友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。

自从认识文飞后,张可才知道,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。

文飞是一名中介。他打个电话,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。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。他自称自己只能算中介链中的低端。

文飞说,在他上面还有“带头大哥”,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。这些“带头大哥”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,向文飞这样的小弟,发布试药信息,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。

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,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“带头大哥”组织而成。经常接近这些“带头大哥”的文飞说,“一般的三甲医院,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,是不行的。”

“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。”文飞说,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,每找来一试药者,“带头大哥”可获得数十元。

而事实上,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,“带头大哥”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。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,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%的费用,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“带头大哥”。

“但我自己试药就可以不用支付给任何报酬了。”文飞一边做着中介,一边自己也进行试药。

张可是文飞下面的小弟。张可试药久了,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刚入门的同行介绍信息,并抽取20%的报酬。于是,试药链的环节就这样一节节地形成了。

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。

9月12日,记者根据张可提供的信息,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的某医院,以试药人的身份,参加了一次体检。

在体检之前,张可低声告诉记者,医院会询问是否经中介介绍而来,“你就说,是同学在附近学医,对你透露的。否则就会失去试药机会。”

当记者向该医院一位试药现场负责人询问此事时,他说,该试验室拒绝中介发布试药信息,但对于试药信息如何披露,这位负责人不做说明。

事实上,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。像协和医院的试药招人,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,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。

文飞说,但这样的医院,目前少之又少。

#p#副标题#e#试药业的灰色江湖

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,“带头大哥”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,出现试药纠纷时他们还会用武力摆平。

文飞的“带头大哥”姓张,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。

对于这些“带头大哥”所具有的能量,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: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,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。

“如果没有中介,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,体检通过了,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。”试药者顾某说。

在这些“带头大哥”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,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“带头大哥”负责。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“大哥”的利益时,可以为其他“大哥”找人试药。

去年冬天,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了界。他找到两人去试药。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“大哥”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。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,将两人留下。

没过几天,文飞接到恐吓电话。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,一群男青年于路边拦下文飞,对他拳打脚踢。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,对方才散去。

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。8月,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,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%的中介费,而其他人只交10%,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。

发生争执后,试药者殴打了中介。被殴的中介又联系“带头大哥”,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。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。

那天,在实验室里共发生了四次殴斗。试药者们有的被打伤,有的被打跑。结果,医院只好停止试药工作,并与之前合作的“带头大哥”解除了合作关系。

这家医院试药机会很多,文飞说,他的“大哥”张某就想和这家医院有业务联系,但生怕和退出的那位大哥起冲突,所以一直没有进展。

“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”

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,副作用最大,酬劳也最高,有时可拿到1万多元报酬,最便宜的则只有300元。

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,张可也不记得了。试药的副作用,在他的回忆中,就是头晕和恶心。张可说,“头就像大了一圈,想东西想不起来,想问题越想越乱。”

“还有就是恶心,”张可说,医院配的专用餐吃下去,就像一只猫在胃里,又像一块石头一样窝在里面不消化。

在北京市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,都必须通过药监部门的药检,其疗效和安全性都超过了80%。但试药毕竟是个危险的行当。张可常常梦见在惨白的病房中接受抢救,惊醒后,是一阵接一阵的心悸。

今年年初,张可试了一种胃药。当时,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泄,胃部剧痛和痉挛,他们在床上缩成一团。

“医生说这个很正常,为了拿到试验数据,我们还得继续服药,吃饭。不能退出,退出的话,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,太不划算。”

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。前几个月,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。当针剂打入体内后,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左右,4个马上被抬去抢救,剩下的留待观察。

行内都知道,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,副作用最大,酬劳也最高。有时候,住院试药半个月,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。也有最便宜的,打一针,十分种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,给你300元。

有的“大活儿”钱再多,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,“我才19岁,还没结婚,我要为以后考虑。”

文飞也有自己的原则,每次试药时,他都会认真看知情书,只要副作用伤害大脑和性功能的,他坚决不做。

今年三四月份,文飞有个试药机会:利用微创技术,将一块芯片放入胃部检测数据,一个星期给一万多元。“我马上就说不干,我身体是父母给的,不能这样折腾。”

试药久了,文飞对如何了解药的毒性大小有了自己的心得。他设计一套公式来计算毒性指数,“用酬劳除以天数,得出的数字越大,风险也越大。”

从张可试药之后,他每次去药店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。“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,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,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,一间又一间的病房。这些药里也有我做出的贡献。”

#p#副标题#e#“不想让任何人知道”

按照规定,每次试药需间隔三个月,而职业试药人至少一个月试一次,出于自卑,他们也不会在业内交上朋友。

做了中介之后,文飞发现,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。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,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,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,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。“他们多是因为贫穷。”

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在中国,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三类,一是学生人群,二是医护人员,三是无业者。其中,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,身体情况、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,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。

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,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,冒充学生前来试药。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。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,一位男子告诉记者,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,是借来的证件,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。

按照有关规定,在三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,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。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,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。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。

有时候,医生会告诉大家,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。“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,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,到一定年限,就会爆发。”

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,一年试十次左右,再做个小中介,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。但他是个“月光族”,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,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。

在这行,文飞说,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。“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。这不是我的工作,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,知道我在做这个。”

亟待健全试药法规

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,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。目前的“规范”不具强制作用。

“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,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。”龚拥军,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,曾因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,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。

上世纪80年代,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,就做为健康受试者,参加过试药。“我们学医的,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,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。”

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,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,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,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。

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,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,以及对该行业的监管。

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,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。目前,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《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》。“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,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,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。”龚拥军说。

而在西方,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。以美国为例,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,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%。而且,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,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,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,也在保险范围内。

龚拥军说,“因为,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,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。所以,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。”

对于法律空白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,按照现行法律法规,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,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,“对试药过程的监管,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。”

#p#副标题#e#“反对把试药当职业”

龚拥军认为,“试药并不可怕,但以试药为职业,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。”

龚拥军认为,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“职业卖血人”很类似,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,“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”。

陈志华和龚拥军都认为,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,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。尤其是健康受试者,为了赚钱,面对医院更为弱势。“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。”

但医学的发展,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。龚拥军认为,遵循医学常识的“试药并不可怕”,但“以试药为职业,就在拿生命开玩笑。”

龚拥军建议,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试药人数据库,严格身份核查等手段,杜绝职业试药人这个灰色的群体。

目前,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,月租150元。他觉得自己没文化,又不想去打工,“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,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。”

但是他也害怕。害怕拿到试药酬劳,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,可能就没人管了。每天夜里睡觉,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。

于是,在不上网的日子,他会换上球鞋,走上地面,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,“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”。

(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)

-名词解释 试药

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、推向市场使用之前,都必须要经过动物试验、人体试验。人体试验一般要经过ⅰ、ⅱ、ⅲ、ⅳ期。ⅰ期试验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,其他三期则在病人中间进行。

职业试药人就出现在ⅰ期人体试验中。

据专业人士讲,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,均已完成了动物试验、毒性试验等临床前的环节,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%以上,因此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,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。